科学技术、社会学，分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不同的学科。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令人不安的科学，因为不知何故，每个人似乎都是社会学家，或者相信自己是社会学家，社会科学家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当普通公众在没有过多相关专业知识概念的前提下讨论全球化或资本主义时，没有人会对此抱怨。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或核物理学家以相同的方式来探讨这些事情，也没有人会感到震惊。对于科学技术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科学技术是围绕着揭示自然规律、客观规律并以数字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学科语言，由于缺乏个人经验与专业知识，很少有人能够就原子结构或面罩中病毒的半衰期等问题进行评论，这同时也产生两种正好相反的社会效应：对科学技术要么赞赏，要么排斥。
对应着上述的理解，这也从一个侧面导致公众对不同学科与专业知识水平在理解与信任度方面难免存在偏差，例如，研究骆驼科动物的生物学家对新冠病毒的评论在公众接受度方面要高于一位专门研究公共卫生的历史学家的评论。此外，新冠病毒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维危机，加剧了知识与常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由此启动若干社会应对机制。最突出的例子是“信息流行病（infodemic）”一词的出现，该词是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创立，用来谴责一种包括传播有关大流行病的虚假新闻以及由此而加剧社会恐慌的做法。“专家、公众与知识之间正在发生激烈的交火与碰撞，并以虚假新闻作为背景音乐。”政府中科学顾问身份的公开曝光度越来越高，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视为政治领导的左右手，或者直接掌控政治局势。例如，在瑞典，人们创造性地发明“Tegnelliar”一词，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一切行动都应该听取国家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的意见”。
与此同时，专门从事科学公共传播的专业人士，即由科学家、记者、社会传播者、科学教师、博物馆学家等组成的不同学科背景群体，已经开始提出应对这种局面的策略。尽管通过网络传播科学信息的验证工具已经存在，但许多国家都有一套建立在科学自主性信念之上的发育成熟、运行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从而保证了以往科学传播能力的制度化。例如，在拉丁美洲，验证COVID-19信息的网页、网站和工具应运而生，并且网站信息由从事科学传播或科学新闻的专业科学家加以整合。在阿根廷，国家通讯社 Telam 与 CONICET联合推出了CONFIAR网站(https://confiar.telam.com.ar)，用于验证新闻的真假。他们通过提供了一个工具箱来分析相关图像、视频、地图、推文、引文等元素。在哥伦比亚，政府在互联网上创建一个自我诊断系统，用于评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在厄瓜多尔，相关网站（https://coronavirusecuador.com/）不仅提供经过验证的信息，而且该国流行病演变的统计数据与自我诊断测试都能在这些网站上进行实时查看与操作。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信息检查系统，并且验证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网络传播的科学信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科学家、科学传播者以及公众似乎对这些措施的出台持支持和欢迎的乐观立场。然而，老问题依然存在：谁负责“管理（curing）”这些信息内容？哪些学科应该这样做？验证程序是什么？大量的研究都表明，论文、科学出版物以及与专家的个人磋商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广泛使用的机制。
在对科学传播的社会学分析中，核心专家的“声音”往往会被不同社会群体所援引以期实现其合法性目的，这种情况似乎已经成为常态。无论在司法实践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任何时间和地点专业知识都需要有更多地社会合作。这并没有削弱专业知识可能具有的价值，但它确实让人们认识到：一组专业意见中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也就是说，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专家意见。事实上，面对特定社会问题和利益的旋涡，专家的意见几乎从来就不是决定性的，例如，当我们询问什么是“有效的科学知识（valid scientific knowledge），”它能否应对当前这种流行病时，那么伴随着一系列信任问题就会出现。然而，对于科学问题而言，当我们研究一颗子弹在真空中的运动轨迹时，毫无疑问，物理学家能够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适当的回应。新冠疫情的大爆发更多地是一种社会突发事件，因为病毒实际上无关紧要，它本质上可能是一种细菌或化学制剂，但是在公众理解、接受和使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专家的概念及其传统的意义却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许病毒学家与细菌学家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但化学家没有。那么，民众应该打电话给谁，或者谁是值得信赖的并告知他们有关病毒大流行的信息？应该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科学技术从理论进展到实际应用要经历更加理性、谨慎的考量，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
在这种有关流通信息的检验行动中，科学扮演着什么角色？当然，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更具公共性和社会性、更具新闻报道价值也更具争议性，人们支持开发越来越多更好网络系统的行为，以便促进网络中传播的科学信息的生产、流通与核查。但是在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态中发展起来的平台与机制似乎并没有考虑近几十年来在通信过程中包含的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的知识，并且在这种动态发展过程中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失：首先，对科技新闻的报道缺乏最低限度的规范。一般而言，这些规范普遍存在于新闻业中，涉及政治、人权、健康以及消息来源的保密、性别问题等，但是实际上就科技新闻而言，它们很少或者根本不存在。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以一定的制度化方式使得科技新闻的职业化实现稳定发展：制定相关传播内容与范围的良好实践规范。其次，缺乏对科学建构性的充分认识。因为来自有限学科的专家对新闻的确证，其在数据、数字与图表中的客观化，无非是再现了自然科学的交流动态，简化了世界，从而失去了更动态和更有成效的知识交流的可能性。在大科学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科学过程的理解不再只是局限于从数据到论文这一过程，而是更为强调从科学成果到技术成果最终再到社会生产力的推动这一整体流程。
因此，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亟需科学传播模式的转型和升级，从传统的科普、赤字模式向知识协商和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创新和科学大众传播过程，让科学知识能够更及时、更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科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让科学家在突发事件面前不断收获公民的信任而非“信任危机”。（作者：郭佳楠 亚洲理工学院发展与可持续性专业博士研究生）
